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，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，可是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鲜活地浮现在眼前，特别是他对我们姐弟四人的严格要求和培养，使我们确立了正确的三观，并受用终身。

父亲出身贫苦，年少时逃荒要饭，为了活命参加了红军。即使后来成为高级干部，勤俭朴素仍然是他一辈子的本色，并把对子女艰苦奋斗的教育贯穿了一生。从小我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，破了就缝缝补补。我多次看到他缝补自己的内衣，只要还能穿，就决不换新衣。他要求我们吃饭一定要把饭粒吃干净，绝不允许浪费粮食。六十年代初，我和两个弟弟在石家庄寄宿制学校上学，吃不饱饭，大弟饿的浮肿。父亲利用假期到学校看我们，给我们带来了十多个馒头，天气热，一下子吃不完，馒头长毛了，他舍不得扔掉，切成条晒干自己吃了。这种言传身教让我们也养成了珍惜粮食和物品的习惯，穿衣不追求名牌，适合自己就好。吃饭不讲究排场，营养全面就好。

可以说我们姐弟是听父亲亲历的战斗故事长大的，平型关大捷（1937年平型关伏击战）、中原突围、孟良崮战役，在血雨腥风的战斗中，父亲多次受伤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从他的讲述中，我们懂得了新中国建立的不易，革命先烈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，我们要继承父辈革命传统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几十年来，我们姐弟四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，不断增长知识和才干，在领导的培养和大家的支持下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周平和父亲合照

我的父母很注重家庭民主作风的培养。每月都举行一次家庭生活会，内容是汇报自己一个月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一起商量讨论涉及家庭的大事。在会上，我们也有批评父母的权利，对父母的意见可以直接提出，而不必有顾虑。会上有不同意见和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，有批评，有鼓励，当然也有争论。每次家庭生活会都好像是进了一次加油站，让我们从小感受到家庭的民主与和谐，对我们后来工作作风的培养大有裨益。

对钱的正确认识也是父母从我们少小时影响的。由于从小在寄宿制学校读书，接触不到钱，对钱没有太多概念，直到上初中才学着花钱买东西。我步行上学要穿过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商业区，花花世界的诱惑力让我每天都会买一些吃的、玩的。父亲会检查我的书包，发现乱花钱时，就会批评我，同时还限定了给我们的零花钱。从文革开始，家里保姆走了，我们姐弟就开始轮流“当家”，父母把全家每月的生活费交给我们，我们负责安排全家的生活，包括食堂就餐，添置小件用品等。记得我和姐姐当家时，每天去食堂打饭，伙食荤素搭配，伙食费安排得很得当，大家都挺满意。轮到我大弟当家时，他太抠唆，每顿打菜都是乙、丙菜，鲜有甲菜，大家怨声载道。开家庭会时，大家一致要求罢免他，还是父亲出面说再给大弟一次机会。大弟的勤俭持家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。父母常说钱要用在该用的地方，要孝敬老人，要帮助遇到困难的人。我们姐弟几个从来没有为钱起过争执，家里有事也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没有人斤斤计较，家庭和睦为众人所称道。

父亲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军人姿态。他要求我们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冬天再冷也不能把手插裤兜里，夏天再热也不许赤脚裸背。自己房间内务自己整理，床铺要平展，每天擦地抹桌。我们还会定期开展家庭大扫除，他会不定期检查，并在家庭会上讲评。后来我们也都当兵了，军事化生活更加历练了我们，使我们更加拥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整洁的生活习惯。

父母对干部子女身上的骄娇二气深恶痛绝，给我们约法三章：一是自己事自己做，不许他人代劳；二是不许在同学同事面前谈及父母和家里的事；三是不许坐父母的专车，不许到父亲办公室溜达。还多次嘱咐我们，要多和大家交心，不要搞特殊化，要靠自己努力做好事情，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。

我结婚后，父母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对公婆要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要有一颗包容大度的心，要把好的家风带到新家去。我一直践行着父母的教诲，结婚43年了，始终和公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要说没有矛盾是不现实的，但是真诚相待，不计较得失，使我们家庭生活和谐愉快。我曾经被国家海洋局评为局级好儿媳，也多次被休干所评为好儿媳。

受父母的影响，我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，这种教育更多的是潜移默化，身教重于言教。

 周平同志的荣誉证书

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过去那种正统教育的效果几乎湮灭在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中。我从三观教育入手，从小培养儿子讲真话、宽待人的品格。在金钱至上的风气中，教育他量入为出，合理消费，不追求名牌，不啃老。在工作中鼓励他多接触正能量的人和事物，以正确的三观，走好自己的人生路。

如今，我也步入老年，回顾此生，我们全家保持了良好的家风，父母真的可以感到欣慰了！